微观经济学大师安格斯·迪顿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还有刚好一周的时间，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就要步入古稀之年。但在美国普林斯顿时间12日早上七点半，他提前收到一份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生日礼物”。还有刚好一周的时间，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就要步入古稀之年。但在美国普林斯顿时间12日早上七点半，他提前收到一份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生日礼物”。

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迪顿，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和大部分美国的获奖者一样，迪顿说接到消息时仍旧昏昏欲睡，不过，“还是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迪顿因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而获奖。为了设计出能够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需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让以往难以挖掘的个体数据走向实用，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找到了重要“支点”。

新凯恩斯学派再夺目

1945年生于英国爱丁堡的迪顿，197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其学术研究横跨了消费的许多不同领域，主要解答了消费者如何对不同物品分配开支、社会收入及其留存比例，以及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与贫困等问题。

在近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名单中，奖项大部分由多位经济学家分享，但此次迪顿却是单独获奖。为何他的研究会脱颖而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坚对上证报记者表示：委员会把奖项再次给了新凯恩斯学派。

以往的得奖者中，克鲁格曼及让·梯诺尔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新凯恩斯学派笃信市场存在重要的不完善，主张政策干预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孙立坚表示，市场经济的复苏要创造有效的需求，但是不能单纯地通过量化宽松(QE)这样的政策，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他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各个国家央行都花精力在利用宽松货币政策来帮助企业消费群体债务融资的问题，却没有关注到，世界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来自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这导致最后企业家投资的动力由于市场需求的不足，而无法实现他们的利润、乐观的预期和目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宽松政策成为全球多个央行的基准政策。然而，七年时间过去，世界经济依旧缓步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周宣布下调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展望，为年内第二次下调。

孙立坚注意到，目前各国都是按照凯恩斯传统经济学、传统的做法，但是这些政策效果有限。“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不是宏观资金成本的问题，而是消费者没有足够资金去消费，QE背景下的最大得益者并没有解决世界上贫困阶层、中小企业的问题，QE给予支持的是已经投资饱和的群体。不解决资源获取不平等的问题，将非常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全球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可能我们推进的救市政策没有注意到微观层面的问题，所以会导致药用错，造成资源浪费严重，贫富差距更大。”

而对于微观层面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会受到制约，“迪顿把那些不能够挖掘出的数据，通过他的方法找到了精准的信息，捕捉到问题的本质。所以委员会给予其方法论高度评价。此次获奖不仅是因为他关注的问题最棘手，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最前沿。”

微观数据“挖掘者”

为设计一个促进福利并减少贫苦的经济政策，首先必须了解个人消费选择。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他促进在这一方面的了解无人能及。通过联系细致的个人选择及其累计结果，迪顿的研究已经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转变。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写道：为了设计经济政策增加社会福利及减少贫困，我们首先要理解个人消费选择。迪顿的分析让我们多了一层理解。

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消费者如何分配他们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消费模式，评估政策如何改革也至关重要，例如消费税的变化及不同群体福利所受到的影响等。在迪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早期研究中，他提出了“准理想需求系统”(简称AIDS)模型，用以估算需求弹性。他的方法及后来的改进如今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际政策评估中已经成为一个标准工具。

其二，社会收入中有多少用于支出，又有多少成为储蓄？为了解释资本形成与商业周期，有必要理解收入与消费之间的时间变化关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数篇论文中，迪顿表明，如果研究的出发点是整体收入与消费数据，当时主流的消费理论无法解释二者之间的实际关系。相反，迪顿认为应综合研究个体消费如何随个体收入而变化，这与整体数据大不相同。其研究也表明，分析个体数据成为理解整体数据的关键，这一研究方法如今也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所广泛采用。

第三，我们如何用最好的方式衡量与分析福利与贫穷？在迪顿最近的研究中，他强调衡量单个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方法可用于揭示经济发展后面的规律。例如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揭示收入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程度。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这一研究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从理论领域向实用领域转变，而前者基于整体数据，后者则基于个体数据。

发展中国家关注者

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逃亡：健康、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迪顿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他分析道：直接援助已经失效了：“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因为维持这个政府的经济来源不是来自国内”。

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更深地理解了贫困与福利的问题。孙立坚指出，这次诺奖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了发展中国家，动力及负担可能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获奖者也以印度为案例，研究怎么样能够解决收入差距带来的约束，给予所有人机会的平等，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平的待遇，这样，投资、消费意愿都会大大增加。这也“说明全球经济下，发展中国家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他还表示，迪顿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研究学者，他了解现在的问题是和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的，摆脱了整个美国学术界就经济发展研究越来越数学化的方向，他的研究让人们再次看到了经济学是对现实有帮助的，是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制约的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马茨·佩尔森则表示，“迪顿在发展经济学上的研究‘十分实用’，他告诉了我们如何衡量贫穷，如何对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数据统计，贫困有没有增加或减少，如果增加或者减少，如何进行海外援助，进行多少援助。迪顿对需求结构的研究也清楚地阐明了政策手段如何在经济上对家庭产生影响。例如政府决定改变食品增值税，你可以通过他的研究了解到政府的决定如何对消费产生影响，对粮食以及其他商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