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会领导集体发声透露金融改革重点

【一行三会领导集体发声透露金融改革重点】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多位金融大佬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中国经济网）有“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之称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于5月28日至29日在京举办。2016金融街论坛将以“新机遇、新金融、新发展”为主题，国务院领导、政府有关部门领导、金融监管机构领导、金融领域知名学者、国际金融组织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就“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改革创新”、“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服务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中国和全球的金融业发展提供新思路、新途径。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多位金融大佬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以下为干货汇总：

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改革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消除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维护金融稳定；将稳步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注重遏制过度投机；期货市场对分散金融体系风险和管理企业风险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将大力发展；抓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规范互联网股权融资活动，防范私募基金、股权众筹等领域风险。

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近期由于经济增速的回调，部分行业经营压力较大，银行业不良贷款出现持续上升的势头，但总体看银行业风险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加强内控合规管理，推动票据、理财、信托等业务规范发展，积极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仍是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市场定价改革；完善保险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及在新三板挂牌。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僵尸企业”不能市场出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障碍；对有价值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实施“债转股”，要防止出现“免费的午餐”；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对明显缺乏拯救价值和市场前景的僵尸企业则应直接进入破产程序，加快市场出清。

吴敬琏：证券市场监管存极大缺陷，监管部门没有把主要工作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质性的审批上，使得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为抑制系统性风险，短期政策仍需要采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由于“一行三会”的职能设置导致监管分割，政策多有矛盾，进而使得一线金融企业利用监管进行套利；而实体经济却无法得到资金支持，长此以往将积累系统性风险。

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动力在逐步衰减，对于金融市场的结构来说，也必须进行大调整；新三板应放开做市商主体，加大投资者的保护，提高违法成本，对借壳也要进行限制。

关于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指导；加大对京津冀区域在金融创新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强京津冀三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建立金融信息的共享平台，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和配置创造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要想京津冀协同发展，需做好四个方面，包括京津冀之间的产业布局和分工要基本合理、三方财政要互利共盈、民生保证以及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关于一带一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一带一路”是非常宏伟的战略，做好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但往前走其实困难非常多，包括部分国家内部复杂；“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没有相对应的多边协调机制，如果都靠双边谈判解决问题，成本过高，协同效应很低；国内企业缺乏在全球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

亚投行行长办公室主任陈欢：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并不是中国一家独大的机构；亚投行高级管理团队已经于上个月就位；亚投行做项目应遵循经济原则，需要考虑财务收益率，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有关项目。

丝路基金杨泽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需要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基金、信贷、信保及本币、外币等多种融资方式和多币种组合，这一过程需要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充分协调和配合，金融机构走出去应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需要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力，避免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压低融资成本和谈判条件自相残杀。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一带一路”为中资商业银行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也顺应了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人民币业务在“一带一路”实施中，机会也会增大。但风险也不容小觑，包括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不高，具有经营风险；沿线国家众多，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文化习惯差异非常之大，甚至政府也有经常更迭的可能性，普遍存在国别风险；再者，还有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